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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难见真情,“与子同袍”是人类可贵的情感
时间:2020-03-27 09:40:00 来源: 新华网  作者: 【打印本页】【关闭本页】
  两三千年前的诗歌,至今仍能引起人们强烈共鸣,在于其质纯朴实的语言,激越昂扬的情感,洋溢着震撼人心的英雄力量
  2020年春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首古老的诗句,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最温暖人心、最鼓舞斗志的力量之一。一批来自日本的捐赠物资,写着这样的诗句鼓舞中国人民,伊朗外长也在推特上用这句诗声援中国。更不必说各地救援物资、八方驰援人员奔赴湖北时,常以这样的诗句相互激励。
  这句今天读来依然美好的诗句出自《诗经·秦风·无衣》,是我国最古老的民间歌谣之一。全诗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今天看来,在三百多篇《诗经》中,这一首的字面意义相对容易理解,大概是说:谁说没有衣裳穿?有我与你共战袍。天子发兵去打仗,整理戈矛,拿起兵器,我们一同上战场。然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重章叠句,酣畅淋漓。
  读者不禁心生疑惑,这是要去打仗啊,是出征前的战歌啊,却为何要说“无衣”?为何要“与子同袍”,还要同穿内衣(泽)?
  按照《毛诗序》的解释,《无衣》是一首讽谏用兵的诗:“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为《诗经》做注解的大儒毛亨、郑玄、孔颖达们,对这一“刺用兵”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疏笺注解,使其成为正统和权威。
  《毛诗注疏》中是这么解释的:古时候朋友之间关系密切,就相互说,“我岂曰子无衣呼?我冀欲与子同袍”。以示双方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情意。君王与百姓的关系也是这样,君王若能“与民同欲”,同心同德,百姓自然愿为明君上战场,“乐致其死”。而君王平时不与百姓“同欲”,临战时才话“与子同袍”,这不是“同欲”而是“同怨”,所以百姓就要诘责。
  有大儒盖棺,这种讽刺、讽谏之说长期占据主流。直到宋代,又出了一位大儒,看到了“刺”说的牵强,于是做出新解。这就是朱熹,他在《诗集传》中,用历史的观念,分析了《无衣》产生的背景:“秦俗强悍,乐于战斗,故其人平居而相谓曰:岂以子无衣,而与子同袍乎?盖以王于兴师,则将修我戈矛,而与子同仇也。”
  照朱熹看来,“秦人之俗,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诗中所写,不是百姓的讽刺与诘问,恰是将士“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的豪情,是对秦人“强毅果敢”的褒扬。后人称其为“美”说,并大有追捧者。清代吴闿生认为,朱熹之说胜于旧说,诗中所透露的豪气,“英壮迈往,非唐人《出塞》诸诗所能及”。
  《诗经·国风》收录的是各地民间歌谣。两三千年前,每一个地方、每一“国”都有自己的民风民俗,所谓“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诗经》十五国风,反映出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比如孔子说“郑声淫”,就是“郑风”的特色。“秦风”十首,地域色彩也很显著。
  秦国的地盘,最早在今天甘肃南部至陕西中部一带,从地缘上看,处在商周王朝与西戎之间。《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的祖先是颛顼帝的后代。大禹治水,伯益辅佐有功,受到舜帝的奖赏,又为舜帝驯养鸟兽,很有成效,于是有了封土,赐姓嬴氏。伯益的后人非子为周孝王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分封土地,让他成为附庸国,延续了嬴氏的祀统,号称秦嬴。
  周厉王无道,西戎反王室。周宣王即位,命非子的曾孙秦仲为大夫,诛西戎,结果被西戎杀了。周宣王又召秦仲的五个儿子,再伐西戎,一举击破。于是将封地复予秦仲后人,封为西垂大夫。至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西戎中的犬戎所杀,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阳,秦襄公率兵护送,平王封襄公为诸侯,并将被西戎侵夺的岐、丰之地,封于秦,让他们去收复。
  从这一段久远的历史,可见秦是在与彪悍的西戎作持久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秦人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慷慨矫健,反映在当地的民歌中,自有一种苍凉豪迈的基调在其中。所以《汉书》中说:“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
  汉唐儒家疏注《无衣》,以为刺的是秦康公好战。郑玄笺曰,“以此刺康公不与民同欲”。秦康公平常之时,岂肯言“汝百姓无衣乎?吾与子同袍”,而其在位十一年,与晋、楚之间战事不断,战则借口王命兴师。所以,百姓诘责讥刺秦康公不能恤民饥寒,救其困乏,“故假同袍以为辞耳”,而并非百姓真的指望国君与之共袍。
  这个逻辑显然有些牵强,也不符合诗之语境。反复吟诵,诗中怎么也不见诘责讥刺的语气。倒是铿锵有力的语调,反复咏唱的节奏,自然而然显露出一种慷慨激昂的气势。所以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眉批:“起极矫健。”晚清陈继揆《读风臆补》:“开口便有吞吐六国之气,其笔锋凌厉,亦正如岳将军直捣黄龙。”
  “开口便有吞吐六国之气”,当然是后人的附会。但是“同袍”“同泽”“同裳”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同甘苦、共患难的深厚情谊,“同仇”“偕作”“偕行”所展现的那种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满腔豪情,确实跃然纸上。
  古时候的衣物服饰是很复杂的,所以历来各家对“同袍”“同泽”“同裳”的注解不尽相同。按照这首诗的语序,我倾向于这样的解释:“袍”是外衣、战袍;“泽”是内衣、汗衣,长袍之内上身穿的贴身之衣;“裳”是裤子,古人讲“上衣下裳”,裳是在长袍之内的下身衣物。
  从外到里,从上到下,即使是最私密的衣物,也可以与子共享,可见关系是何等密切。春秋早期的秦国,还是一个弱小的附庸国,地处周之西陲,频遭西戎侵扰,可以想见百姓生活贫弱艰难,常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之憾。一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自然充满了激励鼓动的力量。
  秦人受周王之封,为周之附庸,其攻伐西戎、征战列国的战事,自然以“王命”而动。所以“王于兴师”,是他们普遍认同的共同使命。清末王先谦说:“西戎杀幽王,是于周室诸侯为不共戴天之仇,秦民敌王所忾,故曰‘同仇’也。”只是越往后,周王室越孱弱,“王命”渐渐不过是战争的借口。
  于是我们可见一幅秦人军民磨刀擦枪、舞戈挥戟、整装列兵的激昂场景,在“与子同袍”的鼓动之下,军士们“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的口号声振林越。
  “与子同仇”的意思,有解释为共同的敌人与仇恨,也有解释为“同匹”,即共用战马的意思。从诗三章的递进关系来看,我觉得应是前者。“同仇”意在激发起军民同仇敌忾的情绪,“偕作”是一起操练,“偕行”则是一同出征,有了“同仇”,方有“偕作”“偕行”、共赴前线拼死杀敌的决心。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无衣》是秦王为楚人申包胥所作。《左传》中记载,楚人伍子胥父兄为平王所杀,出逃吴国,相佐吴王攻楚,大破郢都。楚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秦哀公没答应。申包胥靠着庭墙大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整整七天,秦哀公大为感动,“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从时间上看,申包胥乞秦师是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的事,正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秦哀公赋《无衣》被孔子收入《诗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却不好说。文史大家金性尧先生认为,此诗当是早期的秦国军歌,意气颇为激昂,秦哀公既然答应申包胥出师援楚,便以此诗来慰答包胥。我以为此说更为贴切。
  无论是哪代君王时期创作,也无论是为哪种目的出征,抛开历史上附着在《诗经》上的教化意义,我们仅从诗之文本、文气上去读去悟,两三千年前的诗歌,至今仍能引起人们强烈共鸣,在于其质纯朴实的语言,激越昂扬的情感,洋溢着震撼人心的英雄力量。
  面对共同的敌人,遭遇共同的危难,人们总是可以激发出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斗志。一种全新的病毒,一场威胁广泛的疫情,这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关键时刻,人类必须团结一致,全球同呼吸、共命运,展现共同的决心,才能战胜共同的敌人。
  正如各国人民对中国疫情的关心关注,中国也高度关注关心全球疫情,用我们一手的抗疫经验和大量的医疗物资,为世界人民抗击疫情做出贡献。在送往意大利的捐赠物资上,写着:“我们是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之花。”
  古罗马的哲言,与古老中国的诗句,蕴含着同样的力量!(皮曙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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