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记一方水土，亦传一方风骨。

李固，东汉汉中郡南郑人，官至太尉，世称“北斗喉舌”。本文作者系统梳理了李固政绩观的核心内涵——“民为邦本”的价值归依、“求真务实”的实践路径、“守正持廉”的政治底线、“重潜黜显”的格局胸襟。这些穿越近两千年的从政理念，与新时代“为民造福”“真抓实干”“廉洁用权”“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绩要求，有着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温李固的事迹与思想，并非泥古不化，而是为了从中华优秀传统政德文化中汲取养分，以历史映照现实、以先贤砥砺今人。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愿这段汉中先贤的故事，能给您带来些许思考与感动。

从李固风骨看正确政绩观

作者：唐慧君

李固（94—147），字子坚，汉中南郑（故里在今城固县柳林镇李固庙村）人，出身官宦儒学世家，司徒李郃之子，东汉中期清流领袖、三朝重臣，官至太尉，以“北斗喉舌”之美誉名垂青史。他身处东汉中后期朝政复杂、吏治待整困局，始终以匡时济世、安民固本为从政志向，躬身践行了一套体系完整、意蕴深厚的政绩理念——核心锚定“以民为本”的根本立场，坚守“求真务实”的实践路径，筑牢“守正持廉”的价值底线，胸怀“重潜黜显”的长远格局，用一生操守甚至生命本身，书写了古代良吏的政绩范式，为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丰碑。

乱世清流的政绩逻辑：李固政绩观的历史生成与核心内涵

李固自幼勤奋好学，不远千里步行寻师，遍览典籍、结交英贤，年轻时便因才学与品行闻名四方，最终历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将作大匠、大司农，官至太尉，历仕顺帝、冲帝、质帝三朝，是东汉中后期清流士大夫的核心领袖，被后世誉为“北斗喉舌”，喻其敢于直言诤谏、秉持公义，是朝堂与天下百姓之间的公正代言人。

李固所处的时代，是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权贵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吏治腐败至极；地方官吏残暴苛政、盘剥百姓，民怨沸腾、盗乱四起；朝堂之上，多数官员或趋炎附势、明哲保身，或粉饰太平、虚报政绩，整个官场弥漫着追名逐利、阿谀奉承的恶劣风气。面对“朝政日非、天下愁苦”的乱世困局，李固始终坚守儒家民本仁政的从政理念，不屑于钻营权位、不贪图虚名富贵，将安民、治乱、匡时、济世作为履职的核心目标，在地方治理和朝堂改革中，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质的政绩价值逻辑。

民为邦本：政绩的价值归依。永和年间，荆州地区连年盗乱不息，地方局势动荡、百姓流离失所。历任荆州刺史皆秉持“乱世用重典”的粗暴治理逻辑，出动重兵镇压、严苛惩处乱民，结果非但没有平息乱象，反而激化官民矛盾，导致盗乱越剿越多，辖区百姓苦不堪言。永和六年（141年），李固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主持乱局治理。李固到任后，没有立刻调派郡兵围剿，而是先派遣官吏深入州内各县，走访民间、慰问百姓，全面了解乱局成因。他发布官方文告，主动赦免作乱民众此前的所有罪责，给予百姓改过自新的机会，以信义感化乱民。他的这一举措，迅速瓦解了乱民的心理防线，贼帅夏密率领六百余名核心党徒，自缚前往官府归降。李固信守承诺，当场赦免众人，还让他们回乡充当教化表率，向乡民宣讲朝廷法度、传达宽政理念。随后，他依托地方宗族长老推行自治，简化民间讼事、减负地方赋税，短短半年时间，荆州境内的盗乱余党全部投降，州内社会秩序恢复安定，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在泰山太守任上，李固延续了安民为本的治理逻辑。当时泰山郡盗乱屯聚多年，郡内常规驻军有上千人，却始终无法平乱。李固到任后，果断裁撤大部分郡兵，只挑选百余名精锐士卒留守，罢遣其余士兵回乡务农，避免大军操练、征调粮草扰民，随后秉持恩信原则，派官吏深入乱地招抚流亡百姓、教化乱民。他的宽仁治理举措，得到了泰山百姓的响应，不到一年时间，郡内乱民全部消散，地方恢复农耕生产，治理成效远超前任官员。回京主政后，李固依然坚守民本初心，将民生疾苦作为施策的首要参考依据。他发现地方官吏为了获取政绩升迁，普遍存在“重杀伐、轻宽和，重税赋、轻教化”的歪风，当即与光禄勋刘宣联名上奏，指出地方牧守选拔不公，不少官员无道侵民，建议整饬吏治，罢免、追责政绩残暴、忽略民生的地方官员。汉顺帝采纳了他的谏言，下诏令各州刺史核查地方县令、县长以下的官员，凡施政悖谬、不施仁政的官员，一律免职；有贪赃枉法、残害百姓重罪的官员，直接押送诏狱问罪，这一举措整肃了官场风气，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求真务实：政绩的实践路径。阳嘉二年（133年），京城洛阳发生地震、山崩、火灾等多重灾异，公卿大臣举荐李固对策，汉顺帝特意下诏询问当世弊政的核心症结、可行的改革方略。李固在奏章中，没有像多数朝臣那样堆砌祥瑞、吹捧圣德、回避现实问题，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灾异频发的根源在于朝政失序、吏治腐败、权贵横行。他毫不避讳地揭露当朝三大顽疾：一是外戚势力过度膨胀，权倾朝野，封赏逾制、违背礼制；二是宦官权势日盛，其亲属子弟凭借关系轻易入仕，遍布地方州县，造成严重不公；三是地方选拔制度形同虚设，长官选用不当，有德有才者难以晋升，官员升迁演变为“唯财是举、唯力是从”的扭曲局面。

针对这些积弊，李固提出了精准务实的系统性改革方案：首先，抑制外戚权势，建议让步兵校尉梁冀等外戚权贵回归黄门之官，将权力交还朝廷，避免外戚专权乱政；其次，限制宦官仕进特权，重申此前关于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参与孝廉察举的禁令，杜绝宦官子弟凭借权势进入地方官场；最后，整饬地方吏治，建立常态化核查机制，罢免政绩残暴、忽略民生的地方官员，追责有贪秽重罪的官员。他的改革方案没有空谈仁义道德，而是直接触及权力分配、官员选拔、吏治监察等核心治理层面，每一项举措都瞄准现实弊政、目标明确、可落地执行，充分体现了他直面现实、标本兼治的务实治理理念。

在日常理政中，李固始终坚持不慕虚声、不做表面文章，反对“为了政绩而不顾实际情况”的荒唐治理行为。他主张“化以职成，官由能理”，认为教化百姓依靠官员的实干履职，治理地方依靠官员的实际能力，而不是靠上表空谈、堆砌政绩包装出来的虚名；官员施政要贴合民情、尊重治理规律，不能为了追求快速升迁的政绩，不顾百姓实际情况，推行严苛政令、强行摊派任务，更不能为了打造亮点工程，忽视百姓的日常需求、牺牲地方长远利益。这种不回避矛盾、不追求虚功、只以求实破解乱象的从政作风，在当时的乱世官场中极为难得。

守正持廉：政绩的政治底线。李固出身官宦世家，却毫无纨绔习气，平日勤奋好学、艰苦朴素，以自炫为耻，往返太学时经常从后门进出，不愿别人看出他是高官子弟，养成了清正廉洁、不慕虚荣的品格。步入仕途后，他始终坚守原则，对上不阿谀奉承、不依附权贵，对下不苛责扰民、不偏袒私亲，凡事以朝廷律法、百姓利益为根本准则。在荆州刺史任上，他发现南阳太守高赐等地方官员存在严重贪腐行为，收受贿赂、盘剥百姓，当即整理罪证、上奏朝廷弹劾。高赐等人惊恐万分，立刻派人用重金贿赂当时的大将军梁冀，请求梁冀从中斡旋、包庇罪行。梁冀是当朝外戚，权势滔天，是百官争相攀附的对象，他为了保护高赐等地方势力，特意千里移送檄文、向李固施压，要求停止弹劾。但李固手握实证、不为所动，反而追查得更加紧迫，丝毫不顾及权贵的威严，坚决要将贪腐官员绳之以法，最终逼得梁冀只能采取明升暗降的权宜之计，将他调任泰山太守，试图中断弹劾进程。

回京担任要职后，李固依然坚守正直气节，直面权臣梁冀的专权乱政。梁冀凭借外戚身份把持朝政，权势滔天，朝廷大小事务都由他决断，百官为了保全官位，纷纷趋炎附势、依附顺从。李固却始终坚持公心，在朝堂之上多次公开与梁冀争辩，秉持公理讨论国事，从不屈从其威压。冲帝、质帝年间，梁冀为了长期把持朝政，执意选择年幼的宗室成员即位，企图凭借幼主年幼，长期把持朝政，肆意干预立君大事、扰乱朝纲秩序。李固以社稷安危为重，不惧梁冀的权势，数次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坚决主张拥立年长贤能的宗室成员为帝，直言不讳地指出立幼主会导致外戚专权、朝纲紊乱，危害国家长治久安，维护朝堂公正与国家根本大计。这种不惧权势、守正不阿的政治气节，最终让他招来杀身之祸：梁冀对他怀恨在心，先是将他免职下狱，随后罗织罪名，将他杀害，享年五十四岁。他遇害后，梁冀还下令将其暴尸街头，不许收殓，用以威慑朝堂清流。

重潜黜显：政绩的格局胸襟。李固政绩观的格局特质，体现为鲜明的重潜黜显导向，即重潜绩、轻显绩，重长远、轻当下。他坚决摒弃东汉官场盛行的急功近利、哗众取宠之风，始终将国家长治久安与百姓长远福祉置于首位，专注于做固本安民、泽被后世的基础实事，拒绝为一时官声、短期升迁而牺牲民生根本与治理长远效益。在李固的从政理念中，关乎社稷安定、百姓安生的大事，多非短期可见成效、易于标榜升迁的显绩，却是为官者必须担当深耕的根本要务；一味追逐短期虚名、忽视长远治理者，终究难称称职尽责。

纵观李固的为官生涯，无论主政地方还是身居朝堂，他所推行的都是整顿吏治、教化安民、匡正朝纲、革除积弊的潜绩实事，没有粉饰太平的虚浮之举，没有哗众取宠的做作之态，多是逆势而上、久久为功的扎实努力。在地方平定动乱，他不追求兵威赫赫、杀伐立威的表面功绩，转而以安抚教化、休养生息实现根源性安定；在朝中议政，他不迎合权贵以求自保，反而敢于犯颜直谏、全力矫正时弊，推动官吏选拔与吏治体系革新，虽然触动既得利益集团、难以快速见效，却始终坚守这是安定天下、稳固国本的治本之策。

以李固为镜：正确政绩观的历史启示

李固以一生践履、一世坚守与悲壮殉道，将传统士大夫的政德操守与政绩追求熔铸为后世可鉴可循的精神标尺，为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深刻厚重、历久弥新的历史启示。

政绩之本，在于为民，不可为己。李固身处乱世，始终以安民、恤民、惠民为施政首要，摒弃苛政杀伐、不尚虚声功利，拒绝以百姓疾苦换取个人官声升迁。他以民心向背为政绩标尺，以苍生安乐为履职追求，昭示为官者当以人民为中心，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恪守人民情怀，不谋私禄、不图虚名，让一切政绩归于人民、惠及人民。

政绩之要，在于务实，不可务虚。李固从政不事粉饰、不避矛盾、不尚空谈，直面时弊敢直言，破解难题出实招，坚决反对形式虚浮与表面文章。他坚持察实情、出实策、求实效，以实干治乱、以实绩安民，彰显出求真务实的为政品格。政绩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是治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必须力戒虚功、务求实效，以真抓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实绩。

政绩之基，在于守正，不可徇私。李固一生清廉自守、刚正不阿，不阿权贵、不结私党、不徇私情，面对强权威压宁死不屈，秉持公心仗义执言，以生命守护正道与公义。他以清正立身、以秉公履职，昭示政绩必须建立在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的根基之上。为官者当坚守政治底线、严明纪律规矩，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以一身正气涵养过硬政绩。

政绩之魂，在于长久，不可速成。李固不慕一时显绩、不争短期功名，专注于做打基础、利长远、固根本的潜绩，以久久为功之心安民治乱、整肃吏治、匡扶朝纲。他不计个人得失、不图当下荣名，彰显出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胸襟格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摒弃急功近利、短视浮躁，多做利于长远、泽被后世的实事，以历史眼光与战略定力创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李固的政绩思想，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初衷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其民本、务实、清廉、长远的政绩理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政德文化的组成部分，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对新时代的地方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