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曾多次开拓修筑蜀道。唐高祖时，修复骆谷道；肃宗、代宗朝，骆谷道被辟为驿路；太宗、玄宗、宪宗、敬宗、文宗、宣宗、僖宗朝，褒斜道先后设置驿馆、培修路基路面、改移路线；玄宗开元年间，开辟荔枝道；宣宗大中年间，开辟文川道。在唐代有出逃经历的四个皇帝中，三个都曾经过蜀道出奔：玄宗经褒斜道新线（唐褒斜道）奔蜀，经故道返京；德宗经骆谷道奔兴元，由褒斜道新线返长安；僖宗两次出奔，一次经骆谷道奔成都、一次经故道奔兴元，皆从唐褒斜道返长安。

褒斜道与玄宗奔蜀

褒斜道亦称斜谷道，是开辟利用很早的古代道路。唐代对褒斜道的开发利用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对秦汉褒斜道的修复为主。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开斜谷道水路，运米以至京师”，虽因石多水湍，水路未能久行，但当时对沿途陆路整治为应有之义。宪宗元和元年（806），神策军大将高崇文修褒斜道，“复置斜谷路馆驿”。敬宗宝历二年（826），“兴元节度使裴度奏修斜谷路及驿馆，皆毕功”，对褒斜道北段做了部分改线，开辟了“太白山路”。宣宗大中三年（849），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利用故褒斜道北段，抛开褒斜道南段，开辟了文川道，自西江口以下于旧道之东沿文川河而出汉中。
　　在对秦汉褒斜道培修的同时，唐王朝修筑了另一条道路，将故道北段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镇）与褒斜道南段武关驿（今陕西留坝县东南武关驿镇）连通，形成散关—凤州—褒城—兴元线。这是唐代中后期蜀道建设的重点。这条新道唐人仍沿用“斜谷”或“褒斜”之名，元明时称连云栈道。开拓这条新道，既为避故道之“回远”，斜谷之“阻峻”，也为西京凤翔府（今陕西凤翔）通汉中蜀中便捷。这条道路，于文宗开成四年（839）由新到任的山南西道节度使归融奉诏修治，“自散关抵褒城，次舍十有五”。其后，山南西道观察使封敖在宣宗大中四年（850），神策军使晋晖在僖宗光启二年（886）又都对其进行了修葺。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史乱军陷潼关，玄宗与杨国忠等大臣和杨贵妃姊妹、皇子等仓皇西走。在马嵬驿“兵变”后，玄宗以“剑南虽窄，土富人繁，表里江山，内外险固”，留太子李亨讨逆，决意奔蜀。车驾行至扶风郡（今陕西凤翔），玄宗安抚随行将士，并对随后事项做了安排，以“韦谔充巡阁道使”，整治道路。接着，玄宗一行西南行，越大散关（今宝鸡西南）至河池郡（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镇）。在河池，玄宗决定南越凤岭，循褒谷出汉中，并封赏随行大臣，以陇西郡公李禹“封汉中王，山南西道防御使”，“前华州刺史魏犀为梁州长史”，加强汉中防卫力量。六月底，玄宗“至汉中郡，下诏以（永王李）璘为山东南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旋西向入金牛道。七月十二日，太子李亨即皇帝位于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的当日，玄宗一行抵普安郡（今四川剑阁南）。由于灵武与蜀相去辽远，玄宗不知太子已经即位，还在十五日下诏，对武官和行政区划做了调整，使四方“始知乘舆所在”。随后，他经巴西县（今四川绵阳东北）抵蜀郡（今四川成都），走完了蜀道全程。
　　玄宗经褒斜道新线奔蜀，提高了朝野对这条道路的关注，使其“与骆谷、商岭同视为山南通关中之三大干线，而褒斜古道不与焉”，故当兴元元年（784），唐德宗出奔至兴元后，陆贽奏曰：“商岭则道迂且遥，骆谷复为贼所扼，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艰，南北便成隔绝。”自此，由朝廷下诏修筑道路已呼之欲出。开成年间褒斜道新线成为驿路后，很快轠轳不绝，冠盖云流。唐僖宗奔蜀后返京师和奔兴元（今陕西汉中）后回长安皆循此道。其中，光启二年（886）僖宗第二次出奔至兴元后，曾遣神策军使晋晖及张造帅四都兵屯黑水（今陕西汉中市西北褒河），“修栈道以通往来”，对褒斜道进行大规模修复。

骆谷道与德宗奔梁州、僖宗奔成都

骆谷道亦名傥骆道，始见于三国时魏曹爽征蜀之役，时称骆谷。骆谷道在蜀道北段诸线中里程最短，但开辟利用较晚，辟为驿路时间短，道路复杂险峻，绝涧萦回，危栈绵亘。在唐代，骆谷道地位重要，尤称畅通。唐初，“武德七年，开骆谷道以通梁州”；开元十八年（730），在沿线置华阳县（今洋县北）；肃宗、代宗朝，行旅渐盛，被辟为驿路；建中三年（782），在华阳镇（又名回河镇）造得意阁，并有摩崖石刻。唐中期以后，骆谷道利用频繁，官员赴任、述职和使臣出使，多取此道。骆谷道虽仅在唐代中期至北宋初为驿路，但却与两位皇帝都发生了联系，唐德宗和唐僖宗先后经此道出奔。
　　建中四年（783）十月，原泾原节度使朱泚叛。德宗在“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的情况下，与太子、诸王、妃、主、宦官共百余人仓促出逃，经咸阳至奉天（今乾县）。朱泚围奉天经月，邠宁节度使李怀光败朱泚，解奉天围。而后李怀光恃功胁迫德宗驱逐大臣，内不自安，遂有异志。神策将李晟提醒德宗：“怀光反状已明，缓急宜有所备，蜀汉之路不可壅也，请以裨将赵光铣等为洋、利、剑三州刺史，各将兵五百以防未然。”不久，在李怀光逼迫下，德宗奔梁州（今汉中），“留戴休颜守奉天，以御史中丞齐映为沿路顿使”，朝臣将士狼狈扈从，进入骆谷。“骆谷道隘，储粮不豫，从官乏食”，德宗一行饱尝辛酸。行至兴道县（今洋县）北四十里的清凉川，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迎谒。兴元元年（784）三月，德宗抵梁州，见地薄民贫，粮用颇窘，欲西奔入蜀，纳严震言谏、李晟表谏而止。随后，将军浑瑊帅诸军自梁州出骆谷，屯奉天，与李晟相呼应，收复长安。六月，德宗“诏以梁州为兴元府”，免除梁州一年徭役（半月后，又免兴元及洋州一年徭役，并免凤州当年税），离兴元返京师。德宗此行，尽管有李晟提前安排疏导道路，齐映沿途护驾，但仍然感受到了骆谷道“艰难险阻，人尝病之”之苦，道路危险至“御马遽骇，奔跳颇甚”，路况复杂至同行的皇帝和大臣“相失”，德宗的长女唐安公主也在途中病逝。道路的艰难和心情的沉重，使德宗回銮时选择了还不是驿路的褒斜道新线。
　　德宗奔梁州90多年后，僖宗又经骆谷至兴元，奔成都。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农民军破潼关，入长安，宦官田令孜帅神策兵五百拥僖宗逃离京师，“惟福、穆、泽、寿四王及嫔妃数人从行”，昼夜奔驰不息。道中饮食不继，处士张濬使“汉阴令李康以骡负糗粮数百驮献之，从行军士始得食”。十几日后经湑水（今洋县西南）至兴元。僖宗在兴元下诏命诸道各出全军，收复京师。四方得知皇帝在兴元，“从兵侵多，兴元储待不丰”，供给困难，僖宗于是在广明二年（881）春正月取道金牛入蜀，以成都西川节度使府舍为行宫，驻跸至中和四年（884）底。僖宗此行，未见整治道路之记载。

故道与僖宗奔兴元

故道又名陈仓道、散关道，早在殷周时已被开辟利用，而其名出现于秦汉之际。故道在唐代最早被辟为驿路，成书于元和年间的《通典》独称其为“驿路”，此时，斜谷道的驿馆已停废，而故道驿馆仍在。唐时故道沿线行政单位的设置大增。秦汉时，仅有故道、河池、沮三个县级行政单位治所，唐代有凤州、兴州两个州级，黄花、梁泉、两当、河池、长举、顺政、西七个县级行政单位治所。
　　唐僖宗出奔成都回銮后坐不暖席，又面临着第二次逃亡，而且这次比上次形势更急迫，旅途更艰辛。光启元年（885）四月，宦官田令孜与藩镇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等争权。十二月二十五日夜，田令孜挟僖宗出奔至凤翔府。十多天后的又一个夜晚，田令孜引兵入行宫，劫帝至宝鸡。僖宗欲行故道奔兴元，乃留禁兵守石鼻城（今宝鸡市东）为后拒；置感义军于兴州（今略阳）和凤州，以杨晟为节度使，守散关。神策军使、清道斩斫使王建等安排五百军士持长剑前驱开道，护卫僖宗等登大散岭，艰难前行。
　　朱玫、李昌符为阻止僖宗出奔，紧追于后，并使人破坏前方之栈道和邮驿。先焚烧当涂驿附近栈阁，“栈道几断”；又使兴元节度使石君涉毁彻山南栈道，“栅绝险要”。僖宗不能行大道，只得沿崎岖的山谷“他道以进”，以致“危殆者数四”。光启二年（886）三月初，因节度使逃走，山南西道监军严遵美至西县奉迎僖宗。僖宗抵达兴元府，一面安抚各方，一面遣将把守关塞，使王建帅部兵戍三泉（今宁强县西北擂鼓台），神策军使晋晖及张造帅四都兵屯黑水，修复道路。
　　僖宗此行，从大散关入而自西县出，且事件中僖宗设置了具有防御功能的行政区划感义军于故道沿线，朱玫亦遣将兵于凤州、兴州一线追击。由此判断，从大方位上可以认定僖宗系由故道奔逃。5年中两次奔逃，唐僖宗可谓身心俱疲，这次驻跸汉中几近两年。光启四年（888）二月还长安后20多天，年仅27岁的僖宗就在病痛中驾崩。

唐代皇帝出奔对蜀道的影响

唐代重视蜀道及其桥阁驿馆建设，蜀道对唐代皇帝政治生活的影响巨大。玄宗、德宗、僖宗、昭宗诸帝的出奔，都与蜀道直接发生联系。围绕着皇帝出奔所发生的动乱，对蜀道既造成了破坏，也促进了它的进一步修复完善。同时，还从文化层面影响着沿线地区。
　　玄宗奔蜀，其巡阁道使韦谔的作用已难知其详，但整治道路为其职责，此行对褒斜道新线产生的影响已如前述。德宗奔兴元，因有“工徒造舟，县人葺路”，故随后褒奖“修道路阁桥州、县官将士”。僖宗第二次出逃，尽管有王建、晋晖在前开道，但由于李昌符穷追不舍并破坏前方道路，僖宗未能安然从故道大道行进，只能由“他道”至西县。其所行之“他道”，原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教授李之勤先生考证，“可能就是从唐宋褒斜道上的桑林戍转入陈仓古道，经百丈坡以达西县”之道。这是蜀道发展史上的大事件。这次围绕着僖宗出逃，故道、褒斜道都受到破坏。兴元节度使石君涉“毁彻”的应是辖区内的褒斜道、故道南段栈道，后来晋晖屯兵黑水修复的，主要是凤州至褒谷口栈道，但也可能对故道进行了维修。
　　德宗奔兴元，时任翰林学士陆贽扈从，其间的许多制诰、奏疏，除反映当时的政治形势、典章制度外，还真实记录了君臣的政治理念和关中汉中间的山川形势。“褒斜峻阻，素号畏途。缘侧径于巅岩，缀危栈于绝壁”，骆谷道“绝磵萦回，危栈绵亘”，成为描状蜀道的经典语言。陆贽的《论进献瓜果人拟官状》及“又论”、《兴元论解姜公辅状》《兴元论续从贼中赴行在官等状》《兴元请抚循李楚琳状》和代拟的《改梁州为兴元府升洋州为望州诏》等十多篇公文，情词恳切，成为著名的政论文章。在汉中道中，民有献瓜果者，德宗欲授以散官，陆贽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国之大柄也……恒宜慎惜，理不可轻……起端虽微，流弊必大”，如果“驱命同于瓜果”，则“视人如草木”劝谏。德宗回銮前，升梁州为兴元府，开以纪年为府名之先河，成为后世美谈。
　　玄宗善音律、好神仙，僖宗懂音乐、尚游乐，这些人文情怀，在逃难中也时有显露。唐人杜光庭《道教灵验记》曰：唐玄宗幸蜀至三泉县黑水，曾见到太上老君，于是“下马礼谒，讫乃敕所司，示以所见之状，塑于见所”，表示天神也因“安史之乱”而逃难。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为官兴元，路过老君祠，作讽喻诗曰：“丹凤楼头语未终，崎岖蜀道复相逢。太清宫阙俱煨烬，岂亦南来避贼锋？”今宁强县戴家坝老君祠故址，镌刻有陆游之诗。梓潼县七曲山有文昌神张亚子祠，相传唐僖宗幸蜀，文昌神现于利州桔柏津。这个100多年前被其先祖玄宗封为左丞相的神，又被僖宗封为济顺王。僖宗亲临其庙拜谒，并“解剑以赠神”。这些听起来荒诞不经之事，客观上使蜀道的文化气氛更加浓厚。
　　唐玄宗在逃难中多情多才本色依然。史载，“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唐明皇创制的《雨霖铃》，因有梨园弟子张野狐吹奏，遂传于世。后来《雨霖铃》成为著名词牌。唐人崔道融《羯鼓》诗：“寂寞銮舆斜谷里，是谁翻得《雨霖铃》。”张祜《雨霖铃》诗：“雨霖铃夜却归秦，犹见张徽一曲新。长说上皇垂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咏诵的就是唐玄宗在褒斜道作《雨霖铃》，回銮后乃令乐工吹唱之事。这个故事，宋代演化为发生在梓潼县（今属四川）境内，今梓潼县上亭铺有清代所立“唐明皇幸蜀闻铃处”，据张邦伸《云栈纪程》载：“（梓潼）上亭铺，古名郎当驿。明皇入蜀，雨中于此闻铃声……”故事发生地从褒斜道转到了剑阁道，间接显现了其文化魅力。

作者：孙启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