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与城固

张显锋

黎锦熙（1890～1978），字劭西，湖南湘潭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方志大家、社会活动家。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史地部，1915年被教育部聘为教科书特约编纂员，力主国语统一，言文一致。1920年后，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

抗战爆发后，黎锦熙随北平师范大学内迁来到陕南汉中城固，先后担任国立西北联大、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主讲《新著国语文法》《书目举要》《宋元明思想》《音韵学》《修辞学》等课程。1948年回到北京，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兼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总编纂；1949年，与吴玉章、马叙伦等组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任理事会副主席；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黎锦熙从事语文教学及多领域研究工作达七十年，在语言学、文字学、语法学、修辞学、史学、地学、教育学、目录学、方志学等多个领域，都有颇深造诣，出版研究专著三十余部，发表研究论文三百余篇，俨然学术大家。1978年3月，因病在北京辞世。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评价他道：“是语文现代化的先驱和导师。他在语言学方面有许多贡献。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不仅重视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更加重视人民语言生活的现代化，认为这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不仅如此，黎锦熙先生还是促进中国传统方志理论完成现代转型的方志理论大家与亲力亲为的著名实践者。

《方志今议》是现代著名语言学家、大师级学术泰斗黎锦熙先生撰写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方志学巨椽之作，此部著作缘于黎锦熙先生学术生涯的偶然与人生历程的必然。如果不是因抗战及他来到汉中城固，《方志今议》能否成篇，未尝可知，但历史的洪流迫使他与天汉大地结缘，在这里成就了他作为方志学家的历史地位。他刚到城固不久，“一日，唐君谓我曰：‘长为食客，且奈何？’我应之曰‘无已，其修志乎！’”一位学人对于城固人民的感念之情，跃然纸上，同时他还认识到“抗战建国！我以为文化界中人要真正负起责任来，第一步工作，就在给所在的地方修县志”，这是文化人的责任与历史使命。

在他与黄国璋教授的倡导下，城固县政府随即成立了“城固续修县志委员会”，《陕西城固县教育概况》载，为此还成立了“文献委员会”，查访旧志，“负责本县文献材料之调查、征集、保存及汇编备查并刊行各事宜”。为寻访旧志，黎锦熙先生利用他的社会关系托人从香港将嘉靖版《城固县志》抄录后寄回了城固，《嘉靖城固县志校注》一书中辑有张叔亮先生的一段文字：“此志系明嘉靖四十五年知县杨守正、邑举人胡琏修成进呈之本。旧藏明清大内，入民国由故宫博物院移送北平图书馆收藏，国难后辗转运至香港，二十八年十月因黎劭西先生之函托，承馆中钞录寄来，钞费六元二角。”

受城固续修县志委员会委托，1938年9月，耗时月余，黎锦熙负责起草编写了《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经过进一步修改、订正后定名为《方志今议》，由抗战期间迁往长沙南正路的商务印书馆于1940年7月正式出版。其文稿于1938年11月开始在《西北联大校刊》上陆续刊载。黎锦熙对于现代方志编修有着这样的认识高度：“国中一切旧有新修之方志，关于山川纪述，概无科学之基础与方法；今若尤不改良，殊失修志之现代性。”方志编修，包罗万象，内容庞杂；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科学构架，宏观总览，甚为至要。

《方志今议》作为《续修城固县志》之总纲和基础方案，分为：（一）“序”篇，他在批判性总结章学诚方志理论与编修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与学术进步，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自己全新的方志理论与思想，分别以“建议因缘”“先明三术”“次立两标”“次广四用”与“终破四障”，阐明立论前提与基础，提出了续修县志三原则，即“续”“补”“创”，以及“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的著名论断，此部分作为立论的核心部分，少则不足500字，多则不满3000字，真可谓惜墨如金，但这并没有丝毫影响理论与思想的充分表达；（二）全志之总纲，凡三篇即疆域总图、大事年表、建制沿革志；（三）关于自然方面者，凡六篇即地质志、气候志、地形志、水文志、土壤志、生物志；（四）关于经济方面者，凡六篇即人口志、农矿志、工商志、水利志、合作志；（五）关于政治方面者，凡七篇即吏治志、财政志、军警志、自治保甲志、党务志、卫生志、司法志；（六）关于文化方面者，凡八篇即教育志、宗教祠祀志、古迹古物志、氏族志、风俗志、方言风谣志、人物志、艺文志，附二种即本县文征、本县丛录；全书逾6万言。

《方志今议》乃发现代方志思想之新论，开现代方志编修之新局。黎氏方志理论的新，首推创新理论与实践，再就是十分关注现代自然科学进展，并将科学考察及研究成果纳入现代方志续编视野。宏观起例，杂芜探珠，锱铢必究，察微至细，见微知著，更显黎氏思维之缜密、价值判断之高超和学术功力之厚重。这不仅是一部短小精悍、内容丰富的学术著作，也是在那抗战建国艰难时期因缘分而留给城固以及汉中人民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弥足珍贵。当年汇集了西北联大大批学者来从事修纂《城固县志》这一文化基础工程，亦可谓盛况空前，无出其右，遗憾的是，由方志大家黎锦煕主撰、西北联大众多学者参与的《城固县志》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功亏一篑，并未告竣。在汉中市档案馆仅留下小部分初稿，不能不说是本区域错失历史机缘之天大憾事与社会文化事业建设的重大损失。可黎锦熙依照《方志今议》的理论，于1944年前，成功主持了陕西省《黄陵县志》《宜州县志》《洛川县志》与《同官县志》的编纂工作，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对黎氏之《方志今议》及其修志社会实践活动给予高度评价：“不仅依次续编，而民应时创格，实已踏入科学方法的途径，而富有时代精神的特色，这是更值得赞美的。”

我们考察了黎锦熙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即1938年以前与1946年以后，黎锦熙先生的学术活动及其相关研究，与方志理论、方志文化毫不相关，而就在1938年至1946年这八年间，方志编修实践及其相关理论研究是他的一个重点领域，学术成就丰硕。民国时期，我国的方志学理论获得了重要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方志学大家及其相关著述，如李泰棻的《方志学》、寿鹏飞的《方志通义》、甘鹏云的《方志商》、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等，但大多未能脱离中国传统方志理论之窠臼，唯《方志今议》在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方志理论的基础上，敏锐把握时代发展大势，他将近现代科学技术思想及其理论方法，引入了中国方志文化，推动并完成了中国方志学理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展。以《方志今议》的出版为标志，这八年他大部分时间就侨寓于汉中城固。汉中城固就是黎锦熙方志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试验田”，虽他主纂的《城固续修县志》功亏一篑，但复杂的历史环境与极端的社会生活条件，也非先生所能左右，这不仅是黎锦熙先生的遗憾，更是汉中方志文化的重大缺憾与地域文化重大损失，但在其《方志今议》中，我们还是可以管窥他对城固地域文化梳理的巨制框架与文脉流变；但其全新的方志学思想在《黄陵县志》《宜州县志》《洛川县志》与《同官县志》的编修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与检验，成效卓著。故汉中城固奠定了黎锦熙先生作为现代方志学大家的学术地位，推动了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创新与转型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汉中城固是中国方志文化不容忽视的地域重镇。

黎锦熙先生与汉中城固有着深厚的历史机缘，这是历史之必然与个人人生际遇的偶合，更是中国方志学理论创新与事业发展的幸事！汉中，尤其是城固这片土地成就了他作为方志学大家的历史地位！他以自己的学术创建回报了这片土地和人民，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资产，我们应珍视黎锦熙先生在天汉大地留下的方志文化与理论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