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乾清（1925 ～2010 ），城固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水利专家。他长期从事水利规划、防洪减灾和水资源等方面综合研究和技术主管工作，主持审议全国主要江河流域综合规划和防洪专项规划，曾参与长江三峡、小浪底、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枢纽，跨流域调水等工程的论证工作，为中国现代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献身祖国水利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师范大学迁至城固，徐乾清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附中。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他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土木系学习。他刻苦学习，立志报国。 1948年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8月，徐乾清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至1953年4月，在苏北行署水利处和华东水利部任技术员；1953年4月至1958年2月，先后担任水利部专家工作室和科学技术委员会技术员、工程师；1958年2月至1966年9月，先后在水利电力部水电总局和规划局任工程师、副处长，从事规划工作；1969年秋下放到水利部宁夏青铜峡“五七干校”和贵州乌江渡工程工地劳动；1973年3月至1979年4月，先后任水利电力部科技司、科技委员会处长，副主任，主要从事水利水电科技专项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1979年4月至1982年3月，任水利部科技局副局长；1982年3月，担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主要进行水利发展的宏观研究和推进新一轮大江大河综合规划工作，同时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防洪专题研究和《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的编审工作；1988年3月至1992年2月，任水利部副总工程师，继续参加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工作和防洪减灾研究。

　　1993年至1995年，徐乾清任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顾问。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真正的学者

　　1953年至1955年，徐乾清担任苏联专家工作室技术组组长，帮助苏联专家研究我国水利重点地区发展方向，解决在建和拟建的重大水利工程在设计及施工中存在的问题。苏联专家认真的工作态度、不厌其烦的讲解、指导，在他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认真地向专家们学习，把他们那些良好的习惯带进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并陪伴终生。

　　徐乾清的书房里，长长的书架占满半个屋子，里面摆满各种专业书籍，还有历史、地理，甚至有武侠小说。他青年时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水利建设工地或是在野外考察，业余时间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博览群书。

　　六十年水利生涯，除了西藏，徐老几乎跑遍了祖国的各大江河湖泊，通读了古今各类水利书籍，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严谨敏锐的科学家

　　徐乾清平时身体不好，对参加的会议他会有选择，但是，只要他参加，都会认真准备。平时参加会议，他除了带一支笔、一个本，有时本里还夹一张小纸条，上面密密麻麻记满文字。

　　他轻易不发言，而一旦讲话时，从来没有高谈阔论，也不会冠冕堂皇，有的只是斩钉截铁的观点和引用的确凿数据。

　　坚持实事求是是徐乾清一贯的作风。20世纪80年代初，徐乾清曾围绕“大跃进”时期的遗留问题进行一些专题调研。在讨论那个时期建设的大、中、小型水库时，不少人过分强调遗留问题，否定当时的建设。徐乾清在经过大量研究和实际调研后，明确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已建的200多座大型水库中，只有极少数可能成为废品，绝大多数在加固改造、处理质量缺陷和配套必要工程设施以后还是能发挥工程的正常作用。”

　　1985年，在中国水利学会代表大会上，徐乾清做了一个题为《对当前水利发展问题的一点认识》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他系统地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与水的关系，明确提出今后水利发展应注意的七项原则：“第一，水利发展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第二，水利发展应当平衡，即水资源供需平衡、技术经济的社会综合平衡、经济效益和生态与环境效益的统一协调平衡等；第三，水利发展要继续贯彻除害与兴利并重的原则，力争每项工程和措施达到多目标综合利用水资源的目的，即防洪、供水、发电和航运密切结合，达到最大社会综合效益；第四，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发展经济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不同，主要服务对象和建设重点也应该不同，要把水利发展规划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全面安排密切结合起来，打破行业地区的局限性，针对经济发展中的紧迫需要、薄弱环节和现实条件，确定水利发展方向和选定建设项目；第五，发展水利必须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并重；第六，要妥善处理水利工程设施的巩固、改造和新建的关系；第七，要从现代的技术经济观点出发，健全法规政策，提高水利工程经营管理水平。”

　　1998年，徐乾清身先士卒，加入惊心动魄的抗洪斗争。在一次国家领导人亲自主持的防汛座谈会上，徐乾清根据当时的抗洪形势，大胆假设以后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他特别慎重地点到了一些问题：长江中下游防洪规划依据的资料太老，需要重新修改调整；河堤质量差，隐患太多；分蓄洪区安全设施不全等等。同时，他还直截了当地对当时黄河治理中靠挖河疏浚解决黄河防洪的做法提出了否定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国家领导人对徐老这种负责任的态度表示肯定。后来，汛情的发展一如徐老所料，他提出的方案，为抗洪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90年代初，徐乾清突破传统“以水论水”的研究思路，首次将水资源研究与宏观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建议将“华北地区宏观经济水资源规划管理的研究”作为重点专题，从而把我国水资源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还敏锐地将视野投向了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的西北地区，提出要尽快开展西北地区生态需水研究。在他的积极倡导下，“西北水资源合理利用及生态保护研究”被列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为20世纪末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

　　诲人不倦的良师诤友

　　水电部原部长钱正英回忆说:“朋友的最高层次是‘诤友’。我在多年经历中，有幸结识多位可贵的诤友，乾清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1993年，在钱正英70岁生日前夕，徐乾清赠与她一封贺信并附一首七言律诗，诗的最后两句是：“自古治水多怨谤，功垂千秋勿求全。”钱老读后万分感慨，她说：“这两句道出了水利工作的艰辛，是对所有真诚从事水利事业工作者的抚慰。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要走出个人功过是非的小圈圈，放眼人民的利益，虚心正视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总结经验教训，力求在有生之年，尽最大可能，依靠后来居上的同志们，改正和弥补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院院长张建云也回忆说：“我主持《中国水图》编制工作期间，徐老多次叫我到他家中，一幅图、一幅图地讨论，对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逐一提出具体的建议，每次都花费整整半天的时间。看到如此年高的老人，克服病痛带来的身体上的不便，认真地与我讨论，内心充满了不安。”在得知张建云当选为工程院院士后，徐老第二天就拨通电话：“张院长，电话里我只给你说两句话。一是祝贺你，也祝贺南科院；二是希望你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要什么会都参加，要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特别是抓紧把《中国水图》和全国河湖普查两件大事做好。”

　　2009年，中国水科院副总工程师程晓陶为撰写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纪念文章向徐老请教4个问题，徐乾清静静地听着，只说了句：“这个问题比较大，我需要准备一下。”

　　一个月后，程晓陶如约来到徐乾清家中拜访，桌上，早早摆好了一份详尽的谈话大纲，两人一谈就是整整一上午。谈话过后，程晓陶被深深感动了：“这个月来徐老不知道付出多少心血，翻了多少书，他这些材料，太有价值了！”

　　对年轻学者的请教，徐乾清来者不拒，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平时，经常有年轻人在评职称、报奖等方面想请他帮助推荐，而他对前来请教的人有三个“门规”：一是被推荐的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必须是他所熟悉的；二是草拟的材料必须提前送去，他认真看完会及时通知对方结果，包括“可以签”“做修改后再签”“能否请其他专家推荐”；三是凡他签过字的材料，必须给一份复印件留存。

　　心境淡泊的“劳动者”

　　徐乾清一生把名利看得很淡很淡。他一辈子不要奖，谁给他个荣誉证书，他都要着急，直到去世前，组织瞒着他，给他了一个“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荣誉证书”。而每当国家有难，他总是积极地捐款捐物。他最后留下的遗嘱是这样的：捐款5万元给钱宁泥沙科学技术奖基金会，把一生的藏书捐献给科研院所。

　　他为中国的水利事业作出突出的贡献，人们理所当然地尊称他为“水利专家”，而他却说：“我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水利科技工作者，根本够不上‘专家’的称号。这一生辛勤劳累有余而业绩成效甚微，不能不说是终生遗憾。……但我尽了我的一切能力，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无负农民给我的饭，工人供我的衣和生活用品；一生未做对不起社会和周围同志和亲朋好友的事。大概还算是一个可以问心无愧地度过这一生的普通劳动者。”

　　眷眷恋情系故乡

　　1993年3月，徐乾清得知《汉中地区水利志》即将出版，非常高兴。在百忙之中，他欣然提笔，为故乡的这本水利志撰写序文。在这篇《序》中，他写道：“汉中地区正在走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汉中地区水利事业将面临一个前景更为广阔、任务更为艰巨的新局面。”

　　2009年，陕西省委宣传部编导的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大秦岭》播映。徐乾清一下子被这部反映故乡改革开放新成就的电视片吸引住了，呈现在徐乾清面前的汉中盆地就像镶嵌在祖国大西北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那一座座明镜般的水库，纵横交错的湑惠渠、汉惠渠、褒惠渠等水利工程以及故乡丰饶秀美的山川田园风光，生机勃勃，引人入胜；和着播音员激情洋溢的解说，徐乾清仿佛又一次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　　

　　2010年1月9日，徐乾清突患脑出血逝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