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汉中评书表演艺术，融南派（川派）北派（京派）和汉中方言为一体，千锤百炼，具有独特风格。

　　老辈评书艺人有舒开甲、韩文忠、董汉臣、何玉林、白守皓、孔庆武、鲁书贵、郭福元、朱志明、邱云鹏等10余位。以舒开甲、韩文忠、董汉臣3人声誉最高，被誉为“汉中书坛三先驱”。

　　舒开甲

　　舒开甲（1903～1964），汉中市人，十五岁时成了银匠学徒。当时鞠相臣和张豫武在汉中说评书。舒开甲瞒着师傅、师母常去偷听评书，逐渐爱上评书。虽遭师傅打骂，却从未中止听书。十八岁出师，他放弃了银匠活，在汉中中营坝 “开明地” 摆起露天书场，说起评书，成为汉中人中第一个说评书的。

　　舒开甲开门红说的是《济公传》，诙谐风趣，听众笑声不绝于耳，每场收入银元二、三元不等。正当他一炮打响的时候，警察和地痞、流氓都对他敲诈勒索，以要“地皮子钱”为由，要和他倒四六分账，迫使他不得不离开中营坝这块熟地两年，另开生荒。但不论他走到哪，警察和地痞、流氓就会像苍蝇一样叮上他。没办法，他只好经常转移书场。

　　舒开甲为人耿直、开明，董汉臣、纪逢春等人向他求教，他把自己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

　　舒开甲说书虚心好学，善于创新。抗日时期，北京艺人张春正来汉中说书，舒开甲和董汉臣一起去求教。张春正收二人为师弟，言传身教，传授《雍正剑侠图》、《大明英烈传》。舒开甲在川派艺术的基础上又渲染了京派色彩，糅合进汉中方言，使表演艺术达到新的境界。

　　新中国成立后，舒开甲和韩文忠、董汉臣、何玉林、白守皓等人成立汉中评书研究组，后改名为汉中市曲艺组。

　　舒开甲及时跟上时代步伐，克服重重困难，学说新书《小二黑结婚》、《新儿女英雄传》，颇受群众欢迎。

　　韩文忠

　　韩文忠（1909～1980），湖北省竹溪县人。曾加入西北军冯玉祥部下王志远部当文书，后随军入川。在成都时，他专爱听川派评书大师钟小蕃讲《三国演义》。

　　韩文忠脱下军衣，来到汉中。在铺镇茶社演绎《三国演义》。他评说的《三国演义》活灵活现，令人百听不厌。

　　20世纪50年代，韩文忠担任汉中市曲艺组副组长。会上会下，韩文忠总沉默寡言，不善表露，他主张：“有劲儿用在书场上”。

　　社教初期，茶馆停业，取缔说书，艺人改行，面向劳动。老艺人相继去世，韩文忠也年迈体弱，只好在街头卖茶水糊口。

　　1979年汉中评书艺人，又在茶馆阵地上挥扇说书了。年逾七旬的韩文忠毅然登上书坛。子女亲友劝他休养，而韩文忠回答：“过去想说不准说，今天准说应该说。我要让汉中评书这朵鲜花重新怒放在汉水两岸。”

　　韩文忠虽有心，却力不从心，说书有时上气接不住下气，甚至中途脱气被听众们搀扶回家。但他在1980年病倒的前半月，仍然向听众们演绎凝聚了他一生心血的艺术之花——《三国演义》。

　　董汉臣

　　董汉臣（1893～1961），汉中市人，年轻时曾当过兵。后来他逃回汉中，偶听舒开甲说书，甚是享受，便拜舒开甲为师。舒开甲也毫无保留地将说书技艺经验传授给他。

　　董汉臣从艺后，自知文化低，不耻下问，他边学边说，学学说说，技艺渐长。

　　抗战开始，张春正由北京来汉中。董汉臣和舒开甲拜张春正为师，学习北派评书的长靠短打，接受了张春正这位北派艺人的言传身教。董汉臣吸收众师之长，精选南北各派的优点与汉中方言俚语融为一体，形成他自己独特的说书风格。他说书字正腔圆，句句扎实，速度适中，表演生动，为汉中说书界之冠。

　　新中国成立后，董汉臣被选为汉中市曲艺组组长，当选为市政协委员，兼任青年路等3所小学校外辅导员。

　　曲艺组人数不满20人，中老年占绝大多数，都是饱经风霜各有所长。俗话说：“同行是冤家”，要把这一盘散沙凝固在一起，集沙而成塔，的确不容易。董汉臣以“宽厚、仁慈、团结、忘我”八个字作为黏合剂，把大家组织在一起。

　　董汉臣带头学说新书目，领导全组坚持学习制度，向大家介绍新闻和政策：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宣传婚姻法、大搞卫生运动等等，他都带领全组上街演唱宣传。

　　1956年，董汉臣参加陕西省英模大会，在会上演出汉中派评书《武松打虎》等节目，获表演一等奖；口述《打灶神》曾在《延河》杂志发表。

　　从曲艺组成立之日起，董汉臣带头动员全组成员以5分、1角缴公共积累，他每次都比别人要多交三五分。1960年，修曲艺剧场时，积累的两万多元全部上缴用作修建费。

　　六十年代初，董汉臣调往市社会主义讲习班学习。对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来说，这的确是力所难及的，但他还是坚持到底。

　　1961年10月，董汉臣脑出血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