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1896～1962）， 别名琴斋，字寿山，曾化名秦东昌，汉族，浙江镇海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陆军一级上将。他是蒋介石最重用的军事将领，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

　　三进汉中

　　民国二十一年（1932），胡宗南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第一师师长时奉命跟踪红四方面军，进驻汉中，一年后从汉中调防甘肃天水。

　　民国三十三年（1944），胡宗南任西安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管辖陕、甘、宁、青、新、晋、内蒙古等省，指挥六七十万军队，成为不可一世的 “西北王”。为“东御日寇、北制‘共匪’、外防苏俄、内慑回马”，他随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移防，二度驻扎汉中。第二年，胡宗南接替陈诚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离开汉中返回西安。

　　民国三十八年（1949） 5月18日，胡宗南从西安溃逃，第三次来到汉中。胡宗南遵照蒋介石命令“陈兵汉中，构筑秦岭巴山防线”，妄图阻挡人民解放军前进步伐。

　　构筑“秦巴防线”

　　胡宗南将所属残部6个多军15万余人部署在通往汉中的交通沿线、关隘要道，构筑了坚固的工事。他将第一军布防于天水至凤县双石铺公路两侧；第三十八军及骑兵第二旅布防在观音堂至隘口川陕公路沿线；第三十六军部署在留坝江口镇至老佛坪一线，扼守斜谷、骆谷等古道；第五兵团二一四师、七十八师及第九十军为总预备队，部署于凤县至留坝一带；将第二十七军驻扎汉中。他本人坐镇汉中指挥。让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亲临前线督战，胡宗南将绥靖公署设在半边街，官邸则设在古汉台。

　　胡宗南来到汉中后，蒋介石为落实他的“总战略”，撤掉陕甘川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的职务，让胡宗南兼任。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毛泽东做出决策，人民解放军暂不解放汉中，以汉中粘住胡宗南部，促使国民党政府迁渝计划实施。同时，毛泽东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大迂回、大包围、切断国民党军后路，待桂、黔、滇西南边境3省解放后，关起国门，将国民党反动军队一举歼灭 。

　　1949年8月11日，胡宗南在黄埔军校的同窗好友，时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的宋希濂，从湖北恩施经重庆飞到汉中，与胡宗南会谈。此后，他们制定出 “移师滇西，保存实力，背靠缅甸，伺机再举”的 “汉中决策”。然而，当胡宗南、宋希濂满怀信心地到重庆将“汉中决策”报告给蒋介石时，蒋介石断然否定。这兜头的一瓢凉水，使胡宗南、宋希濂兴致索然。最终，胡宗南、宋希濂只能按照蒋介石制定的策略执行。

　　1949年9月中旬，胡宗南调整部署。以李文任第五兵团司令，指挥第一、三、二七、三十六军，担负汉中北部秦岭一线正面防御；以裴昌会任第七兵团司令，指挥第三十八、六十九、七十六、九十八军，固守汉中南部巴山防线；以李振任十八兵团司令，防御陇南方向；命令所属部队继续构筑工事，企图以此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汉中。

　　搜刮汉中百姓

　　早在1949年1月，胡宗南就把他的第十八、十九两个绥靖区合并为第十八绥靖区先期迁来汉中，由副司令曹日晖负责管理，司令部设在汉中南大街城隍庙内。

　　第十八绥靖区迁到汉中后，汉中秩序顿时大乱，那些身穿黄军衣、灰制服的人挤满大街小巷。他们横行霸道，不仅占用汉中各机关、学校、银行、工厂、庙宇的房屋，还强行占用大量的民居。大军车、吉普车在街上横冲直撞，从西安搬运来的东西，有的丢在街心，有的丢在马路两旁，市民在街上走路，必须小心翼翼；拉人力车的，也只好绕道行驶。老百姓怨声载道。自古以来， 汉中本是个“米粮仓”， 所产的粮食，平时能自给自足外，还可以销往外地。胡宗南的人马迁来之后，粮价突涨，日用品短缺，市场一片混乱。

　　1949年夏末秋初，汉中接连一个多月霖雨。城乡受灾严重，胡宗南对灾情熟视无睹，指使曹日晖拼凑了一个“督导团”，到各县去催收军粮。督导团到乡下横行霸道，强行征收，老百姓仅有的一点口粮也被掠夺一空。当时在南郑农村里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督导、督导，吃喝不少。在时干净，走时拿牢。满天蝗虫（督导员们都穿着黄衣服），如何得了！”

　　培训反动骨干

　　1949年4～5月， 胡宗南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副主委杨尔疾、代书记长翟文风和陕西省政府教育厅长高文源在西安诱骗中学以上学生三四千人，交魏炳文等编队裹胁南逃汉中。同年6月以这批学生为基础，在汉中东郊丁家营编组成“西安绥署学生总队”，派王应尊任总队长，西安绥署政工处副处长李廉兼政工室主任。同时，国防部预干局局长蒋经国在汉中主办的“预备干部训练团”1000多学生亦编入该总队，蒋经国为副总队长。这时，胡宗南在秦岭翠华山办的“西安绥署学生总队” 学生500多人，亦由该队大队长乐典率领逃到汉中。

　　1949年7月15日，胡宗南在汉中武乡镇的石堰寺成立“绥署干部军官训练团”， 胡宗南自任团长，袁朴任教育长。绥干团的成员是编余的中下级军官，包括原来一些在绥靖公署和其他部队吃干薪的军官。后来，丁家营“西安绥署学生总队”、 翠华山“西安绥署学生总队”及 “预干团” 全部并入“绥署干部军官训练团”。

　　胡宗南给“绥干团”的领导人下达任务，要求他们做到三点：第一，加强反共思想训练，要训练出成批的三民主义战士、总裁的死士；第二，每月要训练出一个师的团长以上、军长以下、军士以上的军事干部和军队政工干部；第三，还要训练出大批的地方干部和军队政工干部。胡宗南还多次向他们集体训话，吹嘘蒋委员长有办法，美国人会援助国民党军队，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煽动他们做好反攻的准备，效忠党国。

　　绥干团在汉中期间，共办军官大队和军士大队3期，每一期规定一个月至两个月结业。

　　此外，胡宗南还在汉中成立了“精忠报国会”、“反共救国同志会”、“锄奸救国铁血团”、“反共救国大同盟”四个反动组织，妄图培养反动骨干，伺机反攻。

　　钳制舆论宣传

　　胡宗南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大肆进行反共宣传。他除利用早在西安时办的《建国日报》、《黎明日报》、《阵中日报》进行反共宣传外。来汉中后，特意把《阵中日报》改名为《战斗日报》，并专门在汉中成立“西安绥靖公署新闻计划委员会”控制言论宣传。将报纸新闻中出现的“共军”、“中共”、“共军乘胜追击”、“我军惨败”等词句均称为“反动言论”，要求将几种报纸每日送“西安绥靖公署新闻计划委员会”委员各一份，严格检查，如发现“反动言论”就立即查办。在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新闻有一种怪现象：解放军越是胜利，报纸上就越发大吹大擂“国军”如何“取得了胜利”，如何“消灭了共军”，然后随着就是“自动撤退”，或是“战略上自动放弃，是为了大量消灭敌人”等等。

　　为了安定人心，扩大反共宣传，胡宗南责令手下召开“时事座谈会”，组织“川北宣传总队”、“战斗剧团”，印发《我选择了自由》、《红色舞台》等反动书籍，散布反共舆论，蛊惑人心。

　　胡宗南钳制舆论，使得人人不敢谈论有关解放区或共产党的事，各机关的中下级职员或者有些高级人员，都是一天嘻嘻哈哈，只谈风月。大部分汉中的饭馆和茶馆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红纸条。

　　排除异己迫害进步人士

　　胡宗南手下有一个军官陈武，广东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在胡宗南的部队里，由连、营、团、师长干到军长，可称为胡的忠勇干将。但此人性情耿介直爽，看不惯胡宗南那种装模作样、瞒上欺下的作风，常在众人面前和胡顶牛，胡当面无言，却怀恨在心。1949年秋天，胡宗南接到他手下的电讯特务王蔚的一份秘密情报：“叶剑英有电劝陈武相机起义”。他立即下令，将驻防镇安地区的陈武调到南郑，然后捏造作战不力的罪名将陈武逮捕，扣押在汉台。后又将其关押在南郑北郊石堰寺山上。

　　城固县东原公村人傅鹤峰是陕西知名的进步人士， 1949年9月，傅鹤峰徒步跋涉从西安回到汉中，劝第一军军长董钊率部起义。10月5日晚，胡宗南派手下逮捕了傅鹤峰。同年11月20日，解放军逼近汉中，傅鹤峰等70多人被押往四川。12月22日夜，胡宗南下令将傅鹤峰等5人活埋在成都西门外金牛坝。

　　仓皇逃窜四川

　　胡宗南在逃往汉中时自称慕诸葛亮之为人，化名“诸葛定一”，妄想以汉中为根据地，效仿诸葛武侯出师北伐。他认为秦岭防线总可以守到1950年开春以后，大巴山防线至少也要守二三年以上。胡宗南1949年9月初去重庆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回汉中后认为川东防线有被共军突破的可能，但他没有想到人民解放军在他走后不久就攻到重庆。胡宗南怕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在川北地区，于1949年底即令住在汉中的部分笨重机关如西安绥靖公署干训团，学生总队，预备军官训练团等相继迁逃川西。11月中旬又令一般机关迁逃川西。

　　1949年11月15日，中共 中央发出命令“打到汉中去，解放全陕南”。1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由关中翻越秦岭挥师南下，分东、中、西3路压向汉中。

　　1949年11月 27日晚10时，胡宗南在汉台召开紧急会议，决定28日全部撤离汉中。同时，胡宗南下令五十七军军长兼汉中警备司令冯龙实施破坏汉中计划。派工兵先后炸毁川陕公路鸡头关铁桥、汉中火电厂、武家沟水电站、汉中机场设备、汉中电信设施，致使汉中交通、供电、通讯瘫痪。

　　1949年11月28日，胡宗南由汉中逃往成都。12月4日，胡宗南部最后一支部队仓皇逃离汉中，12月6日，汉中解放。

　　胡宗南率领15万残部逃到川西，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消灭。 胡宗南见大势已去，几经周折于1950年3月仓皇从西昌飞往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