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澄（1904～1950），字镜如，山西忻县人，汉中西北儿童教养院的创办人、院长。孤儿难童都亲切称他为“智妈妈”。1927年4月，智澄参加北伐战争身负重伤，致使右臂残疾，只得离开军队，到北平某中学任教。

　　创立西北儿童教养院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智澄带着家人从北平返回山西老家，后又辗转西安、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辗转来往的路上，智澄看到很多难童因饥寒交迫而夭亡，心如刀割。出于“为苦难中的中华民族多保留一份血脉”的想法，智澄找到国民政府的赈济委员会，随后又找到宋庆龄，畅谈自己的打算。当听到逃难孩子夭亡的悲惨处境时，宋庆龄悲痛万分。听到智澄要收容和教养战争难童后，宋庆龄感慨地说：“这一重任，舍君其谁！”表示支持。

　　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日军全面侵华所造成的难民已达2000万，其中难童有数十万。当时大批沦陷区百姓越过黄河逃往西北，汉中一时间聚集了很多流亡来的孤儿和难童。

　　民国二十七年（1938），国民政府指示赈济委员会，派智澄在汉中筹建一所收容教养孤儿难童的公费寄宿小学——西北儿童教养院。

　　8月，智澄带领10余人来到汉中，筹建西北儿童教养院。经过反复勘察，最后选定汉中城西郊的豁口寺、吴家山、黄家营、赵寨村的古庙作院址。豁口寺离周围的吴家山、黄家营、赵寨等3处村民聚集地都相距不远，为总部所在地。

　　经过3个月的紧张筹建，11月11日西北儿童教养院正式成立，12月1日开始收容沦陷区流亡来的3～14岁的儿童。

　　1940年3月，赈济委员会又紧急拨出专款，在豁口寺新建简易平房20间。1942年春又在吴家山、赵寨村旧庙旁续建平房50间。此时，一共建成能收容1000名难童的校舍。

　　1944年5月，赈济委员会指示智澄接收安康儿童教养所上百名儿童。1945年9月，国民政府撤销赈济委员会，西北儿童教养院由国民政府社会部直接领导。1946年6月，西北儿童教养院奉命更名为社会部陕西第一育幼院；7月智澄奉国民政府社会部命令接收陕西第二育幼院（长安、平陆两教养院合并后的西安儿童教养院）。西北儿童教养院所需经费，均由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和社会部专款拨给。

　　西北儿童教养院是抗战期间西北最大的教养院，前后10年间，先后收养了3000多名战争中流落汉中的无依无靠的孤儿，其中不少难童为抗日军人的子女。

　　“智妈妈”

　　西北儿童教养院所有的教育都体现了院训“公、诚、爱”。“ 公”是要心中有国家，有集体观念；“诚”就是要诚实，待人处世表里如一；“爱”，就是要能爱国、爱他人，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智澄对孩子们的关爱，使他成为数千名难童心中的“妈妈”。

　　智澄经常对教师、保育人员说，这些孩子没有父母，没有亲人，我们要特别关心爱护和教育他们，要知冷知热，要循循善诱，启发引导，千万不能体罚。智澄对孩子们施行着爱的教育，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孩子们的生活疾苦。除了外出办事，他都住在院里，随时关心孩子们的吃饭、学习、活动、休息，关心孩子们的健康。

　　由于孩子们很多是战争孤儿，是难民子弟，还有些是抗日军人的遗孤，年纪相仿，经历相近，一个哭了，大家都跟着哭。一次，看到这些没家的孩子不住地哭，智澄和老师们只好抹着眼泪给大家炒了蚕豆，一人一把，才哄住了哭泣的孩子。

　　智澄经常深入到各个院部检查工作，日常小事都要亲自看看。到了学生宿舍，冬天翻看被褥，检查生虱子情况，夏天看蚊帐是否能防蚊子。

　　那时，教养院里的臭虫成堆出现，孩子们一觉醒来，常常被咬得浑身红疙瘩。夏天的时候，白天，学校把床抬到操场上暴晒，消灭臭虫，晚上，师生就把床上的竹笆卸下铺在地上睡，方便臭虫分散爬走。

　　一次，智澄带学生去小南海旅游，要求背上行李、带上干粮，像部队行军一样。院里为智澄准备了一副担架，但从出发到目的地的70多里路，他一分钟也没有坐，一直拄着拐棍和大家同行。路上，他让临时生病和走不动的孩子轮换着坐担架，自己一边走，一边给学生们讲有趣的故事，借以消除大家的旅途疲劳。

　　一个低年级学生胡湖因患麻疹感染，医治无效死去。智澄抱着孩子，伤心痛哭，泣不成声，全身颤抖，老师和保育员们见状也不禁大哭。一时间，周围数十名学生都哭了，其中一个孩子抱着智澄喊：“妈妈，妈妈，别哭了！妈妈，妈妈，别哭了！”顷刻之间，孩子们都异口同声地喊：“妈妈、妈妈，别哭了！”从此“智妈妈”3个字竟取代了智澄院长的名字。

　　以死为难童争生存权

　　西北儿童教养院从建院起就经费紧张。冬天，教室窗户上没有玻璃，智澄就和老师糊上当地涂过桐油的麻纸，既耐用又挡风。夏天，看到孩子总被蚊子咬，智澄就让老师缝制可以十几个人睡在一起的大蚊帐，非常管用。

　　随着战事的发展，国民政府越来越不能顾及儿童教养院。为了节省开支，学校学习用的课本高年级用完低年级接着用，一年传一年，由于智澄和老师们要求爱惜保护，使用几年，几乎完好无缺。而本子则是土产的毛边纸。那时，孩子们早上吃的是豆渣和米的混合粥。中午有杠子馍，一人一个。一个星期积累下来的锅巴，周末就吃一次锅巴菜稀饭，饭中有菜，偶尔有若干油花、葱末，便算是每周一次打牙祭了。

　　“保育工作即家庭工作。儿童寝室及床铺虽然简陋，尚可足用，但是儿童必需的被褥，确实太可怜了。我们8年中未曾添过一条褥子，棉被已经破烂不堪再用，仍然不得不用它给孩子御寒。”智澄在自己的教育总结上说：“当此国家财政万分拮据之际，我们只求儿童不至受饿而已，无论经费如何困难一定要坚持下去。”

　　1946年，学校没有粮食了，常吃的菜只有豆腐渣。智澄四处求告，当地一位绅士被他的精神所感动，送来一些带麸皮的面粉。一家米厂也送来碎米，但米里有沙子。那段时期，不仅苦涩的黑面馍从三节变成了两节，就是碎米稀饭也很难按量供给。

　　国民政府屡屡拖欠西北儿童教养院的款项，智澄虽竭力奔走求告，四处募化，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经费却始终无法解决。一次，心急如焚的他对孩子们说，如果政府再不拨款，我就带你们去延安！

　　后来仍无计可施，智澄极为悲愤，服用过量的安眠药以示呼吁和抗议。幸好发现及时，得以抢救。当时，很多孩子都守在床前，不断地呼叫着“智妈妈”，害怕他从此一睡不醒。看着久久没有效果，忽然有个同学模仿一位老师的声音叫他的字：“镜如！镜如！”这时才看到他的眼睛慢慢睁开。当他看见周围都是一些孩子时，便微微地笑了。

　　西教院发生经济恐慌时，智澄把印尼华侨商会赠送的黄包车卖了，买回40袋面粉，补助难童伙食。随后，为了保证孩子吃饭，智澄只好精简人员，而精简的第一个，就是他的妻子李林徐老师。李林徐离院去宝鸡谋生，再也没有回到院里。

　　到40年代后期，很多西教院学生求工无着，智澄心急如焚。他只有申请批准添加职业班，让找不到工作的孩子能继续在西教院里生活。他说：“除仍令其继续上学外，实无法亦不应予以不合理甚至不人道之处置，这个严重问题，现在已经摆在我们眼前，如何解决？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相信这些孩子，并非命中注定‘不应该读书’或‘就应该流浪街头’”，“我们要决心用我们最后的努力，为解决这一严重问题而挣扎，以求良心上之安慰！”

　　除了向国民党政府争取经费外，智澄院长还争取开明士绅及军政要员的捐赠。褒城县宗营镇（今属汉台区）的赵某曾几次向难童献粮。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也曾向难童捐款。

　　紫色校旗

　　鉴于所收难童程度参差不齐，教养院按照智力及年龄编了13个班，因材施教。智澄要求教师根据难童的实际生活编选教材，目的是要“促进难童生理及心理的健全”，使孩子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最终“使其能自卫卫国、自信信道、自育育人、自治治学”。

　　独特的教育理念也体现在教养院的校旗上。西教院校旗是紫色白字。智澄说：紫色是红色和黑色的混合色。三国时关羽忠义豪爽、正气凛然；宋朝时的包公，清正廉明，刚直不阿。关羽是红脸堂儿，包拯则是包黑子，黑色和红色的混合色刚好是紫色。院旗用紫色，是希望大家——为武，效法关羽，忠义勇谋，为国效力；从文，则学习包公，刚正不阿，秉公执法。

　　智澄选聘的教学人员，多是流亡大学生或中小学教师中的佼佼者，他们德才兼备，思想进步，有的还是中共地下党员。爱国华侨蔡永瑞是智澄在南洋爪哇的挚友，抗日负伤，退役后来院任童子军教官，教育学生尽心尽力。

　　智澄坚持对任何学生都一视同仁，不搞特殊。要求同样住学生宿舍，吃学生灶，按编制入班入桌入宿舍，一起集体活动。智澄对孩子们都一样爱护，孩子们也都恪守院规，过一样的集体生活。

　　1942年的秋天，有两三个低年级学生因长期流浪不习惯教养院的纪律约束，悄悄逃跑，后又被当地村民送回。晚饭过后，智澄在二部召开了全体会议，脸色铁青，神态严肃。学生们齐整地站在院子里。智澄说在这里有衣穿、有饭吃，还能读书，为什么还有人要逃跑呢？他责备自己没有教育好大家，说着突然在全体学生面前跪下，声泪俱下。这一举动使大家震惊，很多人流下了泪，齐刷刷也都对院长跪下。从此再也没有学生偷跑过。

　　“六个一”的故事

　　西教院校训与陕北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都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每周评选一次优胜班，三角形的蓝色优胜旗由院长亲自颁发，旗上就写着这八个字。

　　学员们用几个“一”的故事来总结那时的西北儿童教养院的生活，并引以为骄傲：

　　一片白：学生寝室是双层床，床单、铺盖一律白色；

　　一口酥：除一日三餐，不准吃零食，仅中秋节供给月饼一个；

　　一两肉：孩子们衣、食、住一律从简，穿粗布，三餐素食，每逢节假日每人供应肉1～2两；

　　一霎时：为了战时的需要，高年级要进行特别训练—— 半夜紧急集合。有时夜静更深之时，儿童们均入梦乡，紧急集合号声吹响，一霎时整衣排好队伍，其速度之快不亚于当时的正规部队；

　　一瞬间：西教院儿童三年级开始军训课程。蔡永瑞老师任军训教练，要求极严，步行中的“卧倒”口令一出，一瞬间，数百儿童全部按照标准姿势卧倒在地；

　　一只鞋：1941年4月4日，驻汉中的警备司令祝绍周在北校场检阅各地中、小学生，“西教”高年级组成方队，接受检阅雄赳赳、气昂昂，精神抖擞，各界刮目相看。一位三年级男生在主席台前走正步时，鞋子掉在地上，丝毫不为所动，光着脚随大队前进，检阅结束，才发现主席台前还有一只鞋……

　　还有一次，汉中地区各小学在校场坝集会，中途突然下起大雨，其他学校学生都四散躲雨，而“西教”师生仍席地而坐，没有一个离队的。面对雨中“西教”师生从容安坐，躲在树下、屋檐下的各校师生，无不肃然起敬。

　　智澄辛勤工作，倾全力办好教养院，国民党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曾来院视察，书赠智澄“天留余地开新运，人以无私致大同”勉之。

　　当年西教院的孩子们

　　智澄院长在西教院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专长、有成就的人才。他们中有驻美洲、欧洲等国的国家大使，有闻名海外的诗人，更有数不清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工人，有汉中第七中学教师王书聪、汉中市中心医院儿科大夫姚秀珍、汉中市文化馆擅长画虎的画家温鸿源、镇巴县委宣传部龚金福、略阳防疫站傅瑞莲、陕西石油汽车队的申芙蓉、陕西政法学院的高海珍、陕西财政厅税务局的张玉如、西安大学的李培生、西安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智一桐、西安市作家协会的谢洛成、宝鸡市七中校长李全延、安康军分区的朱恩元、北京水利科学院研究所工程师智一标、北京社会科学院张兆麟、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文定、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于华、重庆江陵机器厂康保昌、山西大学郑占福、广东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张幼峰、郑州《郑州黄河志》编辑王法星、美籍华人诗人陈坦等。

　　纪念碑

　　汉中解放后，陕西第一育幼院更名为汉中市育幼院，智澄仍任院长。

　　1950年3月16日，智澄服毒身亡。

　　1987年，“一代师表智澄院长纪念碑”立在豁口寺汉中社会福利院的智澄墓前。10多年后，他的一尊半身铜像也从海外送回汉中，安放在他生前工作的地方。

　　汉中福利院为智澄先生建亭、塑像、立碑，出版《西教情深》，组织纪念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