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汉（1896～1943），字杰三，南郑县梁山镇人。

　　志存高远　潜心农学

　　安汉受当时知识界流行的“实业救国”思想影响，认为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要富民强国就应该从农业抓起，因而立志学农救国。

　　1918年，安汉被于右任、杨虎城选为陕西省首批赴法留学生，考进法国南锡大学农学院，潜心攻读农牧专业。留学期间，安汉广泛调查了解西方国家的农业发展史。他发现当时的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就是在东部发展之后，又逐步开拓西部完成了强国之梦的。安汉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于是逐渐树立了开发中国西部的宏愿大志，诚如他后来在专著《西北垦殖论序言》中所述：“汉生长西秦，幼习稼穑，留学法国，专攻农牧，以开发西部为职志，以研究农垦为要图。”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调查研究　身体力行

　　1927年秋，安汉学成回国。当时正逢北伐，安汉投身到北伐的革命洪流中，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国民革命军，曾先后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农务处主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部参议等职务。

　　安汉曾在1930年执教于北平中法大学，经于右任举荐，担任了国民政府实业部农林署技正（总工程师），负责全国农业林业的发展与规划。在任上，安汉向国家实业部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国家组织专业人士对国土农林资源及农牧业现状作全面科学考察，为以后垦殖荒地奠定基础。一批有志之士被他的拳拳爱国之心深深感动，竭尽全力，奔走呼吁。中央实业部很快批准了这份报告，并委任安汉为考察团团长，负责对中国西部的农林牧进行踏勘考察。

　　1932年8月，安汉和李仪祉、秦子明率陕西实业考察组由西安出发，赴商洛、安康、汉中、宝鸡等地实地勘察，为发展这些地区的垦殖业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次年，安汉调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实业部任科长，兼任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委员。第二年，兼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及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授。以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农场筹备特派员身份，再次深入甘、宁、青三省勘察农业试验场地。此后又参与“治理淮河委员会”的工作，运筹治淮决策。在此期间，他还受聘担任金陵大学教授。

　　1935年起，安汉兼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计划委员会专职委员。1937年春组织西南工农业考察团，从南京出发，经皖、赣、湘、黔等省至云南昆明考察。其足迹踏遍祖国大部分地区，掌握农业、牧业、林业、水利、地质等方面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从1936年冬到1938年秋，安汉先后4次率领考察团，勘察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等省的农林牧业，首次运用科学方法对中国西部的植被、土壤、水利、物候开展综合考察，撰写《西北垦殖论》、《西北农业考察》、《陕西黄龙山垦区调查报告》、《陕西黎坪垦区调查报告》等论著，这些论著在学界、政界都引起广泛反响。于右任、蔡元培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们着眼全局，洞察末微，立足于国内实际，放眼于中外农业发展远景，立论恢宏，观点鲜明，数据翔实，文笔则活泼优美，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于右任、蔡元培等人分别为《西北垦殖论》、《西北农业考察》作跋、写序。蔡元培评论道：“《西北垦殖论》既讲明了西北垦殖规划总的纲领，又有对每个省区的具体着手方法，是一部切实可行的论著。”

　　垦殖黄龙山与黎坪

　　1938年6月9日，中国军队在南北两大抗日战场先后失利，蒋介石臆想以水代兵，拖住日寇，下令国民党军队在河南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这一行动使数百万农民因水灾痛失家园。一时间，大批黄泛区难民沿陇海铁路拥进陕西，解决这些难民的生计问题顿时成为国民政府的燃眉之急。

　　为解决这一难题，南京政府赈务委员会于1938年秋在陕北黄龙山成立黄龙山垦殖区管理局，任命朱庆澜和安汉为该管理局正、副局长。因当时朱庆澜忙于全国赈济，安汉全盘主持着管理局的工作。仅仅一年，黄龙区被开垦荒地7万亩，容纳来自河南、河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的难民9万多名。至1940年，黄龙垦区连续两年粮食丰收，玉米、小麦、洋芋、豆类等农产品自给有余。

　　1940年初，国民政府又成立国营陕西黎坪垦区管理局，安汉被任命为局长。

　　黎坪地处川陕交界的南郑、沔县、褒城、宁羌、广元、南江6县之间的大巴山中。原中心林区属陕西汉中府所辖的宁羌州管辖。这里保持着原生状态，山地植被茂密，年降雨量达1400毫米，巴山夜雨亘古出名，雨量充沛，溪流纵横，汉水、嘉陵江两大水系流经此地。

　　这一次，安汉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垦区的开发和建设中，全家也很支持，二哥安仲峨、妻子李志翔都投身垦区工作中。

　　安汉筹款为垦区修通了黎坪至黄官岭、元坝、三道河等地的道路，将全垦殖区划为黎坪、冷坝、元坝、庙坝4个场区。黎坪为管理局所在地，故定为第一批移民垦殖场区。

　　随后，安汉又制定移民管理办法：先登记垦民，并发放从登记地点至垦殖区的路费，每户50元，由国家赈济；规划土地，制订移民居住的垦殖方案；修造房舍，购买用物分配住所、农具、耕畜、种子、口粮，计口授田，开始耕作。为了使移民安居下来，一开始即先行造屋，每户住房3间、猪牛圈2间（以木支架，上盖草顶），配备水桶、铁锅等生活用具；同时，提供口粮1200斤（稻米、包谷各半），并提供半年的油盐、土布等杂用费。再加上耕畜、农具、籽种，总计每户费用300元整。先由公家代垫，作为贷款，15年内，分期偿还。此办法经移民一传十，十传百，到1940年底，垦区移民超过4000人，修造房舍150余座。

　　安汉组织垦民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搞多种经营。首先是开发林业。黎坪森林茂密，松树、桦树、山毛榉、漆树、白杨、毛柳等树木种类繁多，多年不曾砍伐，木材集量很大。在注意保护森林涵养水源的情况下，有计划地进行间伐，再加工为板材，既满足垦区需求，又供应汉中所属各县市场。安汉把这项工作交给林业专家秦子明，组织垦区的木匠、板匠办起板材厂，仅半年时间就红火发达，有了盈余积累。再是利用间伐树木的枝杈烧炭，利用垦区铁矿办铁厂，收购垦民多余包谷烤酒和制作酒精。由于计划周到，加之用人得当，几项经营都办得红红火火，增加了收入，改善了垦区工作人员生活，极大提高了大家垦荒的热情。　

　　移民中，多有失掉父母的孤儿，就是有父母的孩子也终日戏耍，安汉便于1941年10月在黎坪中心区建立儿童教养院1所，其衣食费用均由管理局支付。还从梁山老家，请来富有教育管理经验的殷定邦担任院长，又从亲友中选拔5名可靠人员担任保育员，教养院共收孤儿200余名；又在管理局旁边建中心小学1所，在各垦殖场建初级小学3所，教职员工的薪俸均由管理局发给。另外、管理局还建有大礼堂、民众图书馆各1处，并资助垦区附近的青树镇创办1所复兴中学。

　　黎坪垦区管理科学有序，接纳各地难民成果显著。据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民国三十年（1941）夏秋，耕种的小麦及洋芋、包谷、黄豆、大头菜等作物均获丰收；多数垦民口粮不仅自足，且开始有了余存。至翌年夏，全垦区垦地已达6万余亩，栽植玉米、大豆约5万亩，洋芋约8600亩。同年10月《中央日报》一则电讯是这样报道的：“国营陕西黎坪垦区管理局长安杰三，日前因公来渝，昨晨与记者谈述该区极饶趣味。据称：黎坪区位于川陕交界广元、南郑、宁羌等县之间，北距汉中200余里，风景优美，气候温和，树木葱茏，山川秀丽，可喻之为东方瑞士，夏不扬扇，冬无蚊蚋。垦区面积两万方里、荒山逾三十万亩，可容垦民两万人。现有难民垦户500余……计口授田，各安其业，每户约有地三四十亩，由本局供给衣食、住宿、耕牛、农具、种子及副业贷款，情况甚好。该地物产极丰，除金、银、煤、铁、硫黄矿产外，……现正奖励人民采药、割漆，并投采硫磺与铁矿。……自垦区成立后，治安已臻佳境，为川陕两省边区治安奠一基础，荒芜之区现已商肆栉比。”

　　时任中央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在听到这一消息后也专为黎坪垦区书对联一副，以示褒扬：天地有正气，园林无伪情。

　　疾恶如仇　蒙冤被害

　　安汉正气凛然，疾恶如仇，为人耿直，胸怀坦荡。公余，除读书研究学问外，不与当道往来。有时因公须与有关方面接触，亦是直来直往，绝不向人折腰。当时的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是一个被称为“汉中王”的恶霸。当安汉来到黎坪垦区当管理局长时，此人已升任川陕甘青鄂边区总司令，平日里总是找各种借口收受礼品，搜刮民财。安汉对这个“汉中王”极其反感，称他“祝阎王”。遇到祝绍周发请帖“请客”之类的事，他不仅不去给他送礼，而且四处批评祝的不是。在举行地方会议时，安汉也常常当面指责祝绍周等地方官员，弄得祝绍周没有面子。祝绍周对安汉怀恨在心。　　

　　某次，南京政府给南郑拨款4000万法币用来修复城墙，祝绍周私吞了这笔款子。此后，祝绍周把修城墙所需的钱款和材料分摊给各乡保和商户；民工运杂等分摊给农民。安汉就此事义正词严地质问祝绍周，祝狡辩说：“修城墙是有一笔钱，怎样开支的用不着你安局长过问。”安汉十分生气，邀集知情人认真核查事实，随后亲自写了诉状，呈送陕西省民政厅，控告祝绍周。凡是有大员来陕南，安汉无不进阶控告，四处投信发难，弄得祝绍周等人惶恐不安，急于寻衅陷害安汉。

　　1941年秋，陕南霖雨成灾，饥民遍野。安汉曾备钱备粮，托亲戚代养3个孤儿。随后，他又发起组织“汉中春荒救济委员会”。在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安汉请祝绍周、魏席儒（汉中专员）和孙宗复（南郑县长）出席。他报告开会意义时，谈及某地某家，因饥饿无法自救，举家自尽，惨不忍睹时，声泪俱下。他动情地说道：“这些惨状，衙门里做官的人是不会知道的，只有常在农村走动的人才知道……”。在说这些话时，祝绍周等人神色忸怩、情不自安。好友秦子明在会后对安汉说：“我看祝绍周他们对你讲的那些话，不会有所感动，只会引起他们的嫉恨。”安汉气愤地说：“对他们这种人，就是要不客气。”

　　1942年秋，国民党中央监察院晋陕监察使公署监察使王陆一来汉视察，住在老同学安汉家。城乡士绅纷纷前来控告地方官员的苛政，王陆一十分生气。南郑县长孙宗复等数次请求拜见，均被王拒绝；直到临离汉时，王陆一才答应接见孙宗复。接见时，王陆一严词训斥了孙宗复。当王陆一问及汉中各机关首长操行、能力和学问时，孙宗复支吾其词。安汉坦然答道：“祝绍周不学无术，刚愎自用，嫉贤妒能，实在是才小位高。”事后，孙宗复将王陆一在安汉家里受理乡绅们投诉的情况及安汉的原话转告祝绍周。祝绍周与孙宗复于是策划了“私种大烟”的冤案，欲置安汉于死地。

　　黎坪方圆100多平方公里，山深林密，人烟稀少，匪患不绝。安汉在组织灾民垦荒的同时，整顿治安，使垦区“治安已臻佳境”。安汉还在垦区设立禁烟所，明令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

　　为栽赃给安汉，孙宗复派爪牙——庙坝保长廖大学、保队副孙鹏，潜入黎坪老林深处种上鸦片。

　　1943年，端阳节后，鄂陕甘边区总司令部与汉中专员公署联合组成所谓“黎坪垦区慰问团”，由专员魏席儒带队赴黎坪垦区“慰问”，孙宗复陪同。安汉在垦区管理局举行集会，欢迎“慰问团”。

　　欢迎大会上，孙宗复突然命令兵丁将廖大学所种大烟苗背入会场，诬称安汉私种鸦片，不由分说，令手下兵丁将安汉强行拘捕。后来，他们又将烟苗让士兵背上在汉中钟楼周围和各城门展示很多天。

　　此前，安汉好友秦子明早已闻知祝、孙2人欲对安汉下毒手，曾多次苦劝安汉走避重庆，但安汉生性刚直不阿，自恃端正。他说：“垦区是中央机关，谅他没有这么大权力；再说我问心无愧，他们又能怎么样？”安汉被捕后，押往汉中，途经青树子乡时，青树子私立复兴中学学生数百名遮道跪迎，放声痛哭（安汉系复兴中学董事）。孙宗复怕激怒学生，勉强答应安汉到校内小憩。秦子明在兵丁监视下，与安汉相见，他送上当天的《汉中报》给安汉。安汉一眼看见报上的大字标题《安汉在黎坪垦区大种鸦片》，大惊失色，说道：“怎么把事登成这样？”秦子明垂泪无语，躲开兵丁，递上了信纸信封。安汉立即给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等人写了几封信。秦子明让女儿秦官属借送开水为名，将信夹在衣服下带出，从学校后门门扇底下塞出。秦子明托可靠之人急速携信至四川南江将信发出。与此同时，安汉的大哥安伯华秘密赶到西安，求救于晋陕监察使王陆一、陕西教育厅长黄统。王、黄2人皆苦于无从下手救援，不得已也致函求救于于右任。于右任得知消息后，立刻行文给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地方军官拘讯中央文官提出抗议。国民党中央军委命令祝绍周将安汉“调渝审讯”，而祝绍周却以“案犯人众，车辆有限，路途遥远，恐生意外”为由，要求军委派员来汉审讯。数日后，军法总监部副总监秦德纯来汉审理。公堂之上，廖大学等人一口咬定安汉武装种烟，而祝绍周、孙宗复乘机出示了早已准备停当的包括王朝恩等人提供的其他伪证，安汉有口难辩。

　　由于于右任力保，有关方面认为关系重大，遂将此案提交蒋介石亲自裁决。秦德纯回到重庆后，立即向蒋介石汇报此事。

　　与此同时，祝绍周也派他的心腹左明（时任汉中公安局局长、CC特务）秘密飞往重庆，拜见戴笠。

　　蒋介石看过案卷后，又调出了戴笠侦查的安汉早年在黄龙山垦区与共产党来往的情报资料。情报上讲：在国共合作期间，大批青年投奔延安，黄龙山为途经之地，当时负责管理黄龙垦区的安汉常给予资助，尽量提供方便；安汉留法时，曾与周恩来、李富春等人交往较深；安汉主持黄龙山垦区工作时，周恩来曾与其联系，请给予支持，安汉慷慨给予大量粮食、衣物援助；林伯渠和安汉曾两次会见，除交换黄龙山、南泥湾垦荒生产计划外，安汉还给边区政府不少医药、生产资金、籽种等援助。 安汉的侄子安汀新也加入了共产党，并曾到黄龙山垦区暂住。

　　戴笠当面对蒋介石说：“安汉早在黄龙山便与共党来往，现又私种大烟，早就该杀。多杀几个老陕给委座报‘双十二’之仇。”这一番话勾起了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切齿之恨。蒋介石于是以“国民党中央军委军法处总监部”名义发布了“安汉武装种烟，应予正法，立即执行”的电文。

　　于右任闻讯，急电祝绍周“刀下留人”，同时找蒋介石论理。

　　祝绍周没有理会中央监察院的加急密电。民国三十二年11月24日子夜时分，安汉被杀害于汉中西门外，时年47岁。